金农，(1687-1763),著名的“扬州八怪”之一，字寿门、司农,号冬心、稽留山民、曲江外史、昔耶居士等；浙江仁和(今杭州)人,久居扬州；早以诗名，后以字行。一生经历康、雍、乾三朝，嗜古好学，才华横溢，虽然诗文、金石、书画，无所不精，所创漆书在我国书法史上空前绝后，但却布衣终身，不得不以粥书卖画为生。金农自号“百二砚田富翁”，一生痴迷藏砚、铬砚，但传世砚很少。眼前这方“惜墨”行囊砚从铬文推断，应是金农70岁高龄时铭刻的一方掌玩砚，见者无不称其精美绝伦！
    
    此砚采用端溪水坑子料精刻而成。石色深紫凝重，敲若击泥，近于无声；石质细腻纯净，通体无一丝杂质，内含青花、胭脂晕火捺等珍贵石品；以指和水试砚，腻润滞手，发墨异常，极品端砚品质一览无余。此砚直径不到10厘米，大不盈握，猛看上去，就像一只踩扁的紫色柿饼；包浆老熟，墨锈沉稳，显示为实用传世砚；风格呈清中早期特征。砚取随形，堂平池深，周围刻墈池边，凹凸有致，丰润圆活；构思以简代繁，看似不经意的数刀，便将原本瘦硬的顽石刻成丰韵动人的砚台，简约小巧中透出雄浑大气，非爱砚懂砚的大师而不能为；不少同好赞叹，此砚就是不看铭文，也一望即知是“文人精品砚”，即使名垂砚史的顾二娘作品也不过如此。
    
    翻砚视之，更大的惊喜还藏在砚背。在砚底随形覆手内，竖刻有10字行楷铭文，砚名“惜墨”二字稍大，落款“丙子秋曲江外史记”。上网索查，历史上名号为“曲江外史”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明代被史学家称为郑和下西洋“后勤部长”的杨景衡，一个就是清代的大艺术家金农！
    
    究竟是不是他们的遗物？笔者通过长期求证，最后将这方玩砚断为金农的遗物，有以下几点理由。一是本砚带明显的清代风格，它不可能是明代杨景衡用过的东西。二是砚体与字口包浆老熟一致，用行话说“字口是通的”，无后刻特征。三是历代仿刻名人砚，无不冲名利为之，所仿名人铭款，多选常用名头和铭文；此砚落款并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冬心、寿门、稽留山民和昔耶居士，铭文也不是典籍中的“靠谱”内容，加上我在九华山下一藏友处以低价购得，对方根本不知道“曲江外史”是谁，可见无意张扬和借名谋利。四是砚铬字体风格与金农书风相符，据专家研究证明，金农晚年书画落款喜用行楷，“每字起笔多留类似雕版宋体之装饰锐锋之角，错落有致，瘦硬中得其生拙，老辣中透出稚雅”，拿砚铭对照金农的《砚铬行书册》和《自书诗册》果如其然，其中的曲、江、记和秋字的写法和神韵均与流传下来的真迹相合。
    
    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此砚传达的多种信息均与金农身世相符。“丙子秋”为1756年（乾隆二十一年）秋，当时金农已是70高龄的多病老翁，寓居于扬州的西方寺。他在画马记言中写道，“予自先室捐逝，洁身独处，今客广陵，寄食僧厨。写佛之暇，画佛为事。七十衰翁，非求福禛，但愿享此太平，饱看江南诸寺前山色耳。”他在“张孝廉仲弢试闱砚铬”中进一步表明了心迹，“七十老翁何所求，三上春官名不收，尚夸磨砚絪缊浮，作文辛苦书蝇头，曲江领宴愿始休。”此时金农贫病交加，已彻底看破红尘，惜墨向佛之意顿生；我们不难想象，一生引砚为友、为豪的老人，在这种境况中，最想做的事恐怕就是倾其所有心力，精心雕刻一方小砚，借以自娱明志和随身玩用，正所谓“石不能言最可人！”
    
    1763年9月，77岁的金农彻底告别了心爱的砚台和书画，病故于扬州佛舍；因无后人，次年由学生杭世俊、罗聘扶柩归葬于杭州临平黄鹤山。那么，金农的这方行囊砚又怎么流传到了九华山呢？从砚台备受呵护的体貌来看，笔者认为，此砚长期流落于市场的可能性很小，要么是金农暮年游九华时留下，要么是九华的高僧或文友到西方寺拜访金农时受赠而带回，或者是得到他遗赠的学生传承所致，现均已无从考证；但从金农七十后患软脚病而不便长途游历来看，后两种情况可能性更大；真若如此，他日有人考证出结果，肯定又是一段文坛砚史佳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