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黄松清只念过3年私塾，因为贫穷，13岁就当学徒学油漆粉刷，在白天打散工、拉洋车、蹬三轮辛苦谋生之余，晚上便回家跟父亲用心地学扎花灯。

    “扎花灯这活没省事的，看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得扎架子、剪纸、雕刻、裱糊、上色……扎个莲花灯，要10来道工序，一个礼拜才能扎完。”老爷子笑道，“池里的荷花，从结苞到开花的时间也不过如此吧。”

    他拿起一只吉利灯，连比带划地介绍，看似简单的吉利灯，设计中竟运用了不少数学和物理原理。它有20个角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展现在眼前的总是五角形。它是唯一不用竹木等做骨架、用普通纸张制作而又能四平八稳地站立的灯笼。“这是我父亲发明的，之所以叫吉利灯，取的是多刺的野生植物‘蒺藜狗子’的谐音。”

    黄松清的父亲曾是冥衣铺的裱糊匠，给办丧事的人家扎糊纸人、纸马、纸房子等烧活，在行儿里是数得着的高手。

    他小时候曾见过一张照片，那是慈禧太后死后，清政府请父亲等一帮能工巧匠制作的一条大法船。船上的亭台楼阁，糊以绫罗绸缎，两侧的水手，都是纸糊的真人般大的小鬼。大法船做好后，在东华门外的沙滩焚烧。

    心灵手巧的黄松清很快学会了父亲扎花灯的手艺，莲花灯、吉利灯、羊灯、狮子灯、走马灯等10多种花灯，他都会扎。

    “闺女买灯，小子买炮。”旧时京城，逢年过节家家都有点花灯的习俗。黄松清有了手艺，就和全家老少一块儿苦干大半年，扎出一两千只花灯，赶到七月节和春节，就去东四、西四牌楼、灯市口卖，挣的钱够维持半年生活。

    1949年后，黄松清当了北京房修一公司的工人，因为活儿干得地道，当过劳模，戴过奖章，还被选派参加过故宫和天安门的大修。故宫养心殿顶棚的团龙的花儿，福寿的字儿，都是他带着人描画的。“乾清宫两边走廊的天花板，顶是木头框，用两层纸夹一层布，隔一个格子糊一个，最后再糊中间的，叫两纸一布梅花斑。”老爷子眉飞色舞地回忆昔日的辉煌。

    退休后，为了解闷儿，黄松清重操旧业扎花灯玩儿。一次，他扎了个莲花灯送给朋友，朋友把灯挂在公司里，被一个老外瞧见了，非要买了收藏。后来，中国美术馆、首都博物馆都慕名登门请他扎花灯，他扎的十几种花灯都被馆藏了。

    老爷子把剩余的灯笼，拿到街上摆个摊儿卖，没想到竟一抢而光。有的老人说：“哎哟喂，这么多年我都没瞅见过这灯笼喽。”黄松清听了直乐：“我不做你上哪儿去瞅呀！”

    北京民间玩具协会曾多次邀请黄松清出国表演扎花灯，他没去。“我没坐过飞机，怕掉下来摔死了。”老爷子调侃说。其实，真正的原因是，自从得了半身不遂后，他腿脚不利落了。“我要是腿好，早爬香山去了。”老爷子喜欢游山逛景，89岁时还曾骑自行车从东直门直奔颐和园。

    “我这扎花灯的手艺是家传下来的，有上百年历史了，总怕丢失了。”老爷子曾收过俩徒弟，免费教他们扎花灯，但还没学到家就都出国了。

    3个儿子和两个女儿，没有一个继承“灯笼黄”的手艺。不过让老爷子欣慰的是，女婿刘光彝当了接班人。虽说这徒弟55岁才开始学扎花灯，但眼下已把这门手艺传承了下来，扎的灯笼多以老北京生活为题材，反映北京传统文化，深得老爷子赏识。

    老爷子指着挂在屋里的那只1．5米长的红色龙灯，得意地说：“这是我徒弟做的，我现在当指导员了。”这只让刘光彝耗时半个月扎出的龙灯，不久前，经北京玩具协会推荐，参加了中国（北京）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。

    眼下，“灯笼黄”的家还成了京城民俗的一景，常有旅行社带着外国游客到这儿来看灯笼。新闻来源:中国青年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