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沙皮影戏形成于明朝万历（1573-1619）年间，旧时称“影子戏”或“灯影戏”，流行于长沙、湘潭、浏阳、望城、宁乡等地。

    长沙皮影戏用湘剧和花鼓戏唱腔，一般为三人班，3人都具有吹打弹唱的艺术能力。演出方式有整本和散句之别：整本的节目主要有《封神榜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岳飞传》、《杨家将》等；散句的节目有《五更劝夫》、《山伯访友》、《小姑贤》、《哪吒闹海》等。艺人在演这些散句时，必加杂戏，即选取一些发生在观众中的趣闻秩事，编排成戏，插在中间演出。

    解放前，长沙庙宇甚多，大庙及会馆都建有戏台。在这些地方，长沙皮影戏常演寿期戏，如二月初二的土地戏，三月十五的财神戏等。另外，在街巷乡间，如某家失火，就演两本影子戏以谢火神；农村秋收后，就演“禾苗戏”。农闲时，就演整本，一家一本，一个屋场连一个屋场，连续演一个多月。

    由于长沙皮影戏制作和演出简单，戏中内容又多为老百姓喜闻乐见，因而深受城乡群众欢迎。目前，长沙地区尚存皮影戏班100来个，艺人400人左右。

    据稗史所载：“汉武帝因李夫人之死，思之不置，有齐人少翁者，自称有术能致之，帝召之入宫，乃设帐张灯，帝则坐他帐望之，仿佛见李夫人之像，由是之后，即有影戏。”据此记载判断：当时虽仅有“影”，尚不足以称“戏”；但“设帐张灯”的方法，则显然已是“影戏”之滥觞。“设帐”，即差似今日影院之银幕；“张灯”实无异于今日之有放映机。从“皮影戏”到“电影”，时代虽相距在千载以上，但渊源有别，在形式上可以说百分之百是一脉相承的。

    “皮影戏”萌芽于北宋时期。

    据《都城纪胜》一书指出：“凡影戏乃京师人初素纸雕簇，人物禽兽，后用彩色装皮为之，其话本，与讲史书者颇同，大抵真伪参半。公忠者雕以正貌，奸邪者予以丑貌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也。”

    《都城纪胜》是北宋时“耐得翁”所著，他的文中有可注意者两点：

    其一是“初以素纸雕簇”，大抵与“走马灯”的情况相似；之后才以“彩色装皮为之”，从“纸影戏”进展而为“皮影戏”，形式上就更为相像了。

    其二是提到“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”，可知那时候的“皮影戏”，不仅有人物动作，并且还有说故事的“旁白”；也就是“皮影戏”与彼时开始流行的“宋人话本”，实际上已经互相配合，结成一体。

    “皮影戏”之萌芽于北宋京师，除了上述的记载之外，另有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，也有较具体的叙述。他说：“崇观以来，在京师瓦肆的技艺，计有童十五、赵七、曹宝义、朱婆儿、没困驼、风僧哥、俎大姐、丁义、瘦吉等弄皮影戏。”

    《东京梦华录》是宋室南渡后追忆汴京文物制度盛况的作品，上面一段记述，连到“皮影戏”演出者的姓名也斑斑可考，此一资料实在非常珍贵，它使我们知道：北宋时期的汴京，已有不少“皮影戏”的独立制片家了。

    此外，同时的私人笔记，还有许多提及“皮影戏”的。如吴自牧的《梦梁录》卷二十，有曰：

　　“更有弄影戏者．．．．．．杭城有贾四郎、王升、王闰卿等，熟于摆布，立讲无差。”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卷二，有曰：“二月八日，为桐川张王生辰，霍山行宫朝拜极盛，百戏竟集，如绯绿社（杂剧）、绘草社（影戏），若三月三日殿司真武会，三月十八日东岳生辰，社会之盛，大率类比，不暇赘述。”

    前者说明宋室南渡以后，影戏已随宋室之迁移而流行及于杭州；后者则说明了当时民间庙会举行之时，影戏演出的普遍，并且已有“绘草社”的组织，无异今日之有影片公司的设立了。

    《武林旧事》卷六，复有如下之记载曰：“诸色技艺人，计有影戏贾镇、贾雄、尚保义、三贾（贾伟、贾仪、贾佑）、三伏（伏大、伏二、伏三）、池显、陈松、马俊、马进、王三郎（升）、朱裕、蔡谘、张七、周端、郭真、李二娘（队戏）、王润卿（女流）、黑妈妈。”

    这一份名单，记述尤为祥尽，其中王升、王润卿之名，亦见之于《梦梁录》。王润卿与王闰卿，想来当是同一人。弄影戏而有“女流”主持，岂不就是前辈女明星？根据以上的种种记述，可以窥知南宋时期的影戏班子，其阵容已相当庞大，并且在戏剧圈子里占据着“正统”的地位，是极受一班人重视与欢迎的。（信息来源：东方网）